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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血汗蔬菜”背后的制度悲剧

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,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救世主以及运动式救助,而是破除那些阉割其议价能力的藩篱

物价疯涨之下,一万元并不是一个大数,却把一位菜农逼到了绝路。

一个人、六亩田,一万余元资金投入,两三个月持续劳作,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菜价。于是,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的39岁菜农韩进最终自缢弃世,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。

超市高价蔬菜背后的血汗真相,方由此揭开一角。

不当农民,不知农民苦。超市菜价一元多一斤,农民只能拿到几分钱,甚至抵不上销毁蔬菜的花费。“中间环节过多”,似乎是它们挤压了农民应得的份额。

然而其深层的矛盾在于,中国农村改革三十余年,农民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仍然没有改变,农民对市场波动无法准确预测,极度分散的生产格局打破了古典经济学意义上供需变动的静态平衡,令产量和价格蛛网式波动,丰产原本就难增收。更由于分散的小农无法形成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谈判合力,必然落得被“层层盘剥”。

“血汗蔬菜”背后的游戏规则虽然冷酷,但这就是市场的真实面目。最终总会有不堪重负的脆弱链条倏尔断裂,而再坚强的神经又能奈何?

好在并非没有破局之道。最直接的办法,即是生产者联合入市。

即便在十分强调自由竞争的西方国家,农业生产者也并非在市场中单打独斗。除了期货市场和政府补贴等制度共同参与定价过程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者可以组成农民协会、行业协会或者综合农协等各种形式的组织。

以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博弈,不但有助于组织化、规模化经营,还可形成极强的市场谈判能力,为农业争取合理回报。在一些国家,农业生产者的行业组织甚至拥有自主品牌,对质量、产量和价格都制定有成熟标准并自我监管,且进行有组织的营销,大大提高了供应方的效率。

在中国,成立“农协”、或倡导农民经济组织的呼声早已有之,实践层面却迟迟难成气候。一些期望企业或政府主导对农民生产进行整合的尝试,又往往事与愿违,反而伤农。

事实上,菜农的悲剧并非个案。去年此时,企业集团富士康职工连续跳楼事件牵动万人瞩目,工人“活着太累”的嗟叹背后,是面对自身在产业链末端多重挤压下,回报远远不敷其所付出、自由和尊严得不到尊重的事实,改变人生境遇的诉求又没有合法实践的渠道,最终选择了消极抗争。

究其根源,还是因为现有制度并未真正放开以组织的方式,向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赋权。

今年此时,菜农自弃事件再度引发民意激荡。千夫所指之下,政府一如既往出招,组织企业向农民买菜维稳,然而动员式、运动式的救助工作能持续多久?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,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救世主,而首先是破除那些阉割其议价能力的藩篱。

日复一日消费着田地里丰饶的出产,人们悯农、惜农,为什么就不能放开束缚,把应有的权利赋予这些财富的创造者,让农民自救?■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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